【导读】本文从加塔利与德勒兹一起传播、加塔利个人著作的翻译与研究、加塔利理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加塔利与中国思想的链接四方面分析与研究加塔利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许加塔利个案有助于思考当前如何推进西方理论与中国思想和中国现实的有效结合问题。
【关键词】加塔利 法国理论 融会贯通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黄金时代，这是中国经过十年“文革”探索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时期。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成为时代旋律的最强音，“西学东渐”在中国大陆再度开启，引发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一轮思想启蒙运动。20世纪80年代“丛书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的活跃程度，中国学者与各大出版社联手推动的西方理论译丛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中国新一轮启蒙运动的思想进程。在这一轮启蒙浪潮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编的《读书》杂志是当时的精神号角，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等，从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从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权主义……一系列在西方并不新颖，但在中国倍感新奇的“新理论”如汹涌潮水滚滚而来，成为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之一，共同构筑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地图，至今还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领域。 在新一轮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中，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被青年学生视作精神偶像，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等存在主义名言一度成为青年学生的行动宣言，“法国理论”在当时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但从结构主义向中国传播开始，“法国理论”进入中国要经由美国这一中转站，“法国理论”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国化”之后的产物。[1]菲利克斯·加塔利的理论进入中国亦不例外，“菲利克斯·加塔利”这个名字第一次为中国人所知，缘起于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85年来中国北京大学讲学。杰姆逊当时开设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每周以英文讲授6小时，另外课后由当时北京大学英语系研究生唐小兵给英语差的学生进行辅助性翻译复述3小时。在开篇讲授“文化—生产方式”时，杰姆逊将德勒兹（译作德鲁兹）定性为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德勒兹的社会发展理论综合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理论来阐述一种基于符码（code）的信息理论。杰姆逊只是提到菲利克斯·加塔利（被译作加塔里）的名字，将加塔利定位为“心理学家”，且以“德鲁兹与精神分裂”为题提到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德鲁兹和一位心理学家加塔里（Félix Guattari）合作了一本书《反俄狄浦斯》，成为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作，在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从标题上可以看作反俄狄浦斯的，反对的是某种弗洛伊德主义，他们试图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因此便得到了一个有趣的名称：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2]18-19只有这寥寥数语提及加塔利与德勒兹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但的确开启了加塔利在中国大陆的理论旅行，成为溯源加塔利与中国结缘的理论起点。饶有趣味的是，杰姆逊将德勒兹与加塔利这样的法国理论看作与法国香水、法国自然主义和时装一样的出口商品。他指出，德勒兹与加塔利这些理论家不同于经典哲学家，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写出伟大的真理、写出哲学的最终形式，而在于写出有趣而又令人激动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贬低这些理论的价值，但这些理论家抱有完全不同于经典哲学家们的目的，不是致力于冥思苦想构筑坚固的哲学大厦，他们处在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他们的理论只是一种论述，一种商品，你喜欢它就玩它，不喜欢就可以换一个。”[2]19-20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亟须为中国现代化寻找新理论、新思想和新灵感，杰姆逊的这次讲学就像一枚思想炸弹一样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骤然裂变和思想振荡，从此中国学者从杰姆逊的讲学中找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基本脉络，杰姆逊的讲学内容宛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地图，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研究指南。杰姆逊也开启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新模式，当时大多数西方理论主要经由英语世界中转进入中国，尤其是一个法国思想家能否被中国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思想家能否在美国产生影响力。“总之，一个法国哲学家要在中国产生影响，并不一定要在法国产生影响，但一定要在美国产生影响。中国进口法国理论，肯定要通过美国这个中转站。”[3]杰姆逊讲学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基本模式。首先是一种新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大多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过滤和筛选。杰姆逊是一位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对中国充满了热情和友好，他通过乐黛云等中国学者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思想启蒙，所以他深谙中国思想界的理论需求，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切入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他以“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定位德勒兹与加塔利著作《反俄狄浦斯》，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当时理论接受的基本国情和现实需要。其次是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欲望力量，弗洛伊德的性学著作一度成为中国性启蒙读物，而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重要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译介到中国，具有一定的理论接受语境，因而基于弗洛伊德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学说的批评也成为当时引进西方理论的方式之一。1985年，中国经由俄语译本翻译出版了凯瑟琳·克莱芒（Catherine Backès-Clément）等法国学者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虽然该书没有提及德勒兹与加塔利，却体现了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探讨弗洛伊德学说的新思路，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成为中国早期接受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基本模式。于是，东方出版社于1988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尼·格·波波娃（Nina Georgievna Popova）的著作《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其中专章讨论了《反俄狄浦斯》所确立的精神分裂分析，将其视作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变种之一。该书的翻译很不规范，很多新概念、新术语在当时中国语境中难以令读者接受和理解，但这促使中国思想界开始了解和接受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理论，促进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缓缓展开。 最初加塔利的个人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主要基于他与德勒兹一起合著的著作《反俄狄浦斯》《卡夫卡》《千高原》《什么是哲学？》，主要借助德勒兹在中国的广泛影响而得以传播。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市场和资本开始蔓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出现短暂的中断。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收录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等名家名作近30种，但遗憾的是，该译丛未收录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世纪之交，汪民安一方面组织翻译“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和“话语行动译丛”，再度推动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他组织编译《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其中收录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部分译文。“话语行动译丛”收录了陈永国编译的《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2003），其中选译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卡夫卡》的一个章节和《千高原》的三个章节，却未曾选译加塔利的个人著述。2007年，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卡夫卡》和《什么是哲学？》被译成中文出版；2010年，《千高原》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反俄狄浦斯》第一章译文在《上海文化》杂志发表。与此同时，德勒兹的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关于德勒兹的研究论文也日益增多，德勒兹开始成为中国法国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中国德勒兹研究颇为壮观，德勒兹的著作基本上都译成中文，有关德勒兹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每年都有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德勒兹为研究对象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 相比之下，加塔利的理论备受冷落，几乎无人问津，即便有著述谈及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也基本上是以德勒兹为核心展开论述，加塔利基本上被遮蔽在德勒兹的光环之下，中国读者长期以来难以勾画出加塔利的思想肖像，也无法区分他与德勒兹的内在关联与基本差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界会法语的研究者比较少，而加塔利著作英译本出版得比较晚，当时英语世界关于加塔利的研究著作和论文相对较少，如前所述西方理论如果离开了英译本就难以在中国得到普遍接受和传播。另一方面，作者署名的“马太效应”致使读者难以摆脱等级制的思维方式，作为第一作者的德勒兹首先获得更多的声誉和关注，获得越来越多的研究，作为第二作者的加塔利往往被忽略，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法国和英语国家，也突出表现在加塔利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加塔利曾在一次访谈中对此明确表示不满：“有时人们甚至会看到在引证《反俄狄浦斯》或《千高原》的参考文献中，我的名字相当简略地被省略掉了，我根本上不存在。”[4]中国学者的接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然不是出于政治偏见和个人攻击，而是因为中国译介加塔利的著作和思想的研究工作不够深入，对加塔利独立思想实在是不了解。 不过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其中收录了德勒兹的访谈录《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Pourparlers），德勒兹与加塔利在一篇关于《反俄狄浦斯》的访谈中阐述了他们的合作情况和各自观点。“我只是研究概念，而且还是缩手缩脚的。费利克斯同我谈到他称之为欲望机器的东西：有关机器无意识、精神分裂无意识的理论和实践的概念。于是我觉得他走在了我的前面。不过，在谈到他的机器无意识时，他仍在使用结构、能指、男性生殖器一类的术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从拉康那里学到那么多的东西(我也如此)。但是我想，如果找到更恰当的概念而不是使用那些概念岂不更好?……我们舍弃了结构、符号或能指等这类完全不适宜的概念。”[5]在这次访谈中，加塔利阐述了自己的激进政治、左翼反对派、精神分析实践乃至精神分裂分析等多重立场。他明确批评了精神分析关于欲望的戏剧再现模式，强调精神分裂分析关于欲望的工厂生产模式，摒弃拉康的能指霸权，启动生生不息的各种流，欲望生产与欲望机器成为反俄狄浦斯和反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精神分裂分析是一种战斗的、政治利比多的分析。从此，“加塔利”开始以中文表达独立的思想声音，逐渐让中国读者认识到一个不再被隐藏在德勒兹光环之下的加塔利。的确，加塔利应该发出自己的思想声音，中国读者应该深入了解和把握加塔利的思想肖像。 2006年，《世界哲学》开设“德勒兹专栏”，邀请在巴黎第一大学求学多年并与德勒兹和加塔利有过深入交流的栾栋和关宝艳进行译介工作，他们介绍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学术概况和思想风格。栾栋在《德勒兹及其哲学创造》一文中谈过他与3位博士同学在巴黎17区一家咖啡馆与德勒兹的交流情况。他就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合作求证过德勒兹，并向德勒兹表达他的个人看法：“如果仔细辨识，多少能看到两条溪水各自向来的些许特色。比如欲望生产章节，伽塔里的观点比较突出，而游牧思想方面，您的烙印更为明显。伽塔里的贡献主要在于心理学、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虽然他和您一样反感精神分析学，而您的优长更多地表现在哲学、文艺理论和逻辑学向度，尽管您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哲学和逻辑学。”[6]17-18这是一个中国读者对德勒兹与加塔利著作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他勾勒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思想差异，有助于更多的中国读者理解和把握两者的基本差异，也有助于中国读者粗略地了解加塔利的基本思想。 在这期“德勒兹专栏”中，最重要的是，关宝艳翻译了加塔利的临终文章《重建社会实践》，让中国读者第一次领略到加塔利的独立思想，而且关宝艳在这篇译文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陆学界第一篇关于加塔利的研究论文《一帖救世的处方——关于伽塔里的〈重建社会实践〉》。她开篇给学界提供了加塔利的基本简介，对加塔利进行思想定位，并提及他的独立著作。“F.伽塔里（Felix Guatari，1930—1992）是法国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是德勒兹的挚友，推心置腹的学术搭档。他们两人合作发表了《反俄狄浦斯 》 （1975）、 《根茎 》 （1976）、 《千高原 》 （1979）、 《什么是哲学?》 （1991） 等著作。他独立发表的著作有 《分子革命 》 （1977）、 《机械无意识 》 （1979） 和 《三种生态学 》 （1989）。上述著作在欧美思想界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7]24这个简介过于简略，实在无法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加塔利的思想，而且书名翻译不准确，出版日期也有误；不过，她接下来围绕着《重建社会实践》对加塔利的“社会批评家”面向进行了解读，指出加塔利基于人类精神状态、世纪末焦虑和未来发展等问题对人类社会进行的全方位诊断和批判，将《重建社会实践》“看作是一次世界末的诊断，而且可以说这是一次千年之交的诊断”。最后，关宝艳结合着她与栾栋听加塔利《三种生态学》讲座的体会和感受，认为：“回头再看《重建社会实践》，伽塔里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显然又上了一个台阶……伽塔里先生是一个真正称得上有良心良知良责的思想大师。”[7]28 真正改变这一停滞不前的研究状况是笔者于201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加塔利与主体性生产》和一系列发表的研究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加塔利研究的学术空白。《加塔利与主体性生产》首先梳理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关系，阐述了加塔利与拉博德诊所、反精神病学、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关系，以加塔利的主体性生产理论为主线分析和研究横贯性理论、精神分裂分析制图学、非意指符号学、伦理美学范式、重建社会实践等基本论题，廓清了加塔利与德勒兹的思想界限，初步将加塔利从德勒兹的光环中区分出来，勾勒和绘制了加塔利的思想肖像。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份进入加塔利理论的基本指南和思想地图，成为日后中国加塔利研究经常引用的基本文献。而且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参照《三种生态学》英译本编制了一张加塔利的年表，简述了加塔利基本生平、主要活动和著作出版等情况，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加塔利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和思想变迁。此外，笔者选译了《精神分裂分析制图学》中“后现代主义的绝境”（2010）、“迭奏与实存的情动”（2016）等篇章，继续推动加塔利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同时发表《论加塔利的重建社会实践》（2011）、《主体性生产的叠歌：加塔利的别样思考》（2013）、《从结构到机器：论加塔利的审美范式》（2016）、《论加塔利的“非能指符号学”》（2017）等研究论文，全面向中国学界介绍加塔利的个人思想和基本理论，对于推动加塔利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笔者于2016年译完《混沌互渗》，但直到2020年中译本才得以出版。《混沌互渗》虽是加塔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却是中国第一本译成中文的加塔利专著，这对于加塔利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是一件极具重要意义的事件。[8]首先，笔者在此前翻译与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译者序言《谁是菲利克斯·加塔利？》，尽量以简洁流畅的语言勾勒加塔利的思想肖像，以便于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把握《混沌互渗》的基本思想。其次，译文尽量做到通畅易懂，尽量让加塔利的思想融入中文语境。最后，译本附有德勒兹致日本翻译家宇野邦一的回信和德勒兹在加塔利葬礼上的悼词，便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和把握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合作方式和思想差异，从德勒兹的视角理解加塔利的独特思想。《混沌互渗》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的确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一定反响，译者也分别在北京、上海和南京举行了读者见面会，进一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推广加塔利的思想，促进加塔利思想在中国的广泛接受和传播。从中国读书平台“豆瓣”的读者反馈看，中国读者对《混沌互渗》的读后感受差异较大，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些读者认为加塔利的思想晦涩难懂，实在是难以卒读，简直是挑战读者的阅读极限；一些读者感受到加塔利思想的原创性，感叹加塔利的思想被低估，读得酣畅淋漓，非常过瘾，认为加塔利是真正的游牧思想家。[9]不管怎样，《混沌互渗》开启了加塔利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新阶段，有待于更多的中国学者深入翻译和研究加塔利的著作和思想。 在Ian Buchanan主编的德勒兹链接丛书（Deleuze Connections Series）中，一批德勒兹与加塔利研究者致力于将德勒兹思想置于与文学、历史、政治、音乐、电影、表演、当代艺术、女性主义理论等领域之间的链接，其中包括德勒兹和加塔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链接，试图不断拓展德勒兹研究的新边界，在德勒兹思想的启发下进行突破性的、多样性的、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这不是界定多样性的诸要素和诸集合。界定多样性的是‘与’（ET），就像在诸要素或集诸合之间发生的某种事物一样。与、与、与，这是口吃……它恰恰建构了多样性。”[10]“与”的逻辑可以促使德勒兹和加塔利与更多的领域进行链接，促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持续发生裂变和产生结晶。其实，这个系列将来可增加《德勒兹与中国思想》《德勒兹和加塔利与中国思想》或者《加塔利与中国思想》等书目，以便推进两者思想与中国思想的相互链接，最终促进两者思想与中国思想的融会贯通。几乎与德勒兹链接系列同步，中国学者也开始思考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与中国思想如何进行链接，如何促进他们的思想更好地融入中国思想传统。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与中国思想的链接中，中国研究者首先发现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其相关著作中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关注，他们借鉴和化用中国思想来解决他们的哲学疑难，也为我们探讨和研究德勒兹和加塔利与中国思想的融合会通提供了些许线索和启示。据说德勒兹读过《论语》法译本，了解一些老子和庄子，他更欣赏庄子。[6]17美国来华留学生麦查德（Chad Meyers）致力于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思想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生成哲学的比较研究，他在以中文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家思想中的“气”概念与德勒兹思想中的“强度”概念》（2011）中，以德勒兹区分的强度性的量与广延性的量来探讨中国道家思想的“气”概念与德勒兹和加塔利思想的“强度”。他主要基于德勒兹和加塔利著作《反俄狄浦斯》和《什么是哲学？》展开“气”与“强度”的对比，他认为西方强势哲学传统自笛卡尔以来就以广延的量来理解物质和以非广延性理解精神，而中国道家作为中国哲学弱势传统类似于尼采、柏格森和德勒兹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弱势哲学传统，以强度的量来理解物质，并将物质与精神理解为“非广延性的”，由此他指出“道”是绝对解域化的存在——无器官身体，而“气”是以“强度”为首要属性的物质，是作为先验原则的能量。[11]此外，他在以中文撰写摘要、以英文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存在，生成与界域：以老庄与德勒兹的比较为视域》（2016）中，主要基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界域—解域化—再域化的观念比较中西有关存在与生成、阴与阳、有与无、一与多等论题，继续深化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思想与德勒兹和加塔利思想之间的比较和融通。总体来看，麦查德在德勒兹和加塔利与中国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尝试性研究，推进了德勒兹和加塔利与中国道家思想在“生成哲学”上融会贯通的研究，有助于中国读者从中国道家思想的视角来接受、理解和融通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哲学。 如何促进德勒兹和加塔利生成哲学与中国思想的相互链接和融会贯通，以便促进两者相互生成、相互融通，这是中西方学者应该深入德勒兹和加塔利与中国思想进行链接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迂回与进入：德勒兹与加塔利论中国思想的内在生成》（2018）一文中，笔者基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等著作中对中国思想和中国形象的研究和思考，从块茎论、生成论、内在性与超越性等方面阐述了德勒兹和加塔利与中国思想的内在融通性，指出他们的目的不是促使这两种模型相互对立，而是探求一种内在性的生成过程。[12]138笔者基于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借鉴法国华裔汉学家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的相关借鉴和化用来分析和研究中国书法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线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由此指出中国生成论是基于天人关系的生成论，而且还指出德勒兹和加塔利引用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基于《周易》卦象提出的“内在性的绝对化”（absolutisation de l’immanence）思想是为了佐证他们的内在性理论，并由此引发中国儒家思想与德勒兹和加塔利思想的融会贯通。笔者还指出，通过探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中国之思，德勒兹与加塔利赞成“内在性的绝对化”，这与朱利安曾受教过的唐君毅、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的内在超越论彼此相通、相得益彰，为我们研究中西哲学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最终，德勒兹、加塔利、朱利安等法国哲学家借助中国思想来回归他们的哲学故乡，生成希腊式的哲人；而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借助西方哲学重返中国的先秦时代，生成孔孟式的圣人。正是在思想的内在性平面上，中国圣人与希腊哲人相遇，‘圣人无意’，哲人去‘像’，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奏响了人类远古时期内在超越的思想乐章。”[12]143 目前有一些论文分析和研究加塔利的生态哲学，并将其与中国的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加塔利思想最受中国学界关注和探讨的论题。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加塔利与主体性生产》和论文《论加塔利的重建社会实践》中介绍了加塔利的生态哲学，指出加塔利力图融合三种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为复调的、多样的主体性提供可能性，并将三种生态学指向加塔利的伦理美学范式。[13]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生态环保问题，加之中国生态学和生态美学的快速发展，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加塔利的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张惠青发表了《混沌互渗：走向主体性生产的生态美学》（2017）、《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2019）等论文，肯定了加塔利生态哲学对于生态美学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在注释中简要对比了加塔利的三种生态学与鲁枢元的生态学三分法。尤其可贵的是，胡艳秋在《三重生态学及其精神之维——鲁枢元与菲利克斯·加塔利生态智慧比较》（2021）中对中国学者鲁枢元与加塔利的生态哲学进行了深入比较与研究，她指出：“法国当代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提出的‘三种生态学’与中国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提出的‘生态学三分法’皆是‘全息’式的生态智慧，二者以‘横惯性’和‘三分法’为方法论，将‘精神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自然生态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通观研究……二者在理论与方法上有同有异，这赋予二者思想对话以张力，也使东西方的生态智慧呈现彼此呼应、相互生成的状态。”[14]鲁枢元在《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后现代视域中的天人和解》（2021）一文中对张惠青和胡艳秋的研究进行了回应，他指出，自己几乎是与加塔利探讨三种生态学的同时提出了生态学三分法，阐明自己与加塔利的学术渊源与理论差异，并肯定了自己与加塔利在深层思想上的融会贯通。[15] 当然，加塔利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还会继续，中国的出版社已经购买了《逃逸线》和《三种生态学》的中文版权，笔者将继续翻译和研究加塔利的著作，继续推进加塔利思想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不过，随着中国越来越强调中国话语、中国特色和中国体系，西方理论翻译和传播在中国进入低潮，如何继续推进加塔利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如何推进加塔利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如何推进加塔利的思想与中国思想的有效链接，这些不仅仅是加塔利理论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面临的问题，西方其他理论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中国当下理论语境中推进西方理论与中国思想和中国现实的有效结合，这的确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勒兹与加塔利生命诗学研究”（21BWW012）的成果。]
注释：
[1]陆扬.“法国理论”在中国[J].学术月刊，2012(2):89.
[2][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汪民安.法国思想在中国[J].中国图书评论，2016(5):11-12.
[4]Charles J.Stivale,The Two-Fold Thought of Deleuze and Guattari:Intersections and Animations,New York:The Guilfford Press,1998,pp.192-193.
[5][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16.
[6]栾栋.德勒兹及其哲学创造[J].世界哲学,2006(4).
[7]关宝艳.一帖救世的处方——关于伽塔里的《重建社会实践》[J].世界哲学,2006(4).
[8][法]菲利克斯·加塔利.混沌互渗[M].董树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9]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897216/.
[10]Deleuze et Claire,Dialogues,Paris:Flammarion,1977,p.43.
[11]Chad Meyers,The Concept of Qi(气) in Ancient Daoist Thought and the Concept of Intensity in the Thought of Gilles Deleuze:The Animality of the Strong,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11.
[12]董树宝.迂回与进入：德勒兹与加塔利论中国思想的内在生成[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2).
[13]董树宝.论加塔利的重建社会实践.王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4卷第2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4]胡艳秋.三重生态学及其精神之维——鲁枢元与菲利克斯·加塔利生态智慧比较[J].当代文坛，2021(1):187.
[15]鲁枢元.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后现代视域中的天人和解[J].当代文坛，2021(1):11-15.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8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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